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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创中心建设不能依靠个别技术人员或组织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4:41:44 阅读: 来源:温室大棚建设厂家

“科创中心”建设不能依靠个别技术人员或组织

科创中心的建设是要使市场主体更加强大,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现在更多地依赖企业自发的创新需求和能力,而不仅是行政的主导。为此,要全面而严格地维护市场主体的地位,严格掌握公共资源进入市场的标准和方式,严格控制行政对企业活动的介入。“科创中心”建设不能青睐或依靠个别技术、人员或组织,不是建立封闭性的活动区域、资助体系或激励政策。

科创中心的建设是要使市场主体更加强大,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现在更多地依赖企业自发的创新需求和能力,而不仅是行政的主导。为此,要全面而严格地维护市场主体的地位,严格掌握公共资源进入市场的标准和方式,严格控制行政对企业活动的介入。“科创中心”建设不能青睐或依靠个别技术、人员或组织,不是建立封闭性的活动区域、资助体系或激励政策。 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,行动指南已经写就,细节问题尚待破解。在科创中心意见中聚焦的科技成果转化、人才政策等问题上,上海还将出台至少7个操作细则。

科创中心建设不能青睐或依靠个别技术、人员或组织,不是建立封闭性的活动区域、资助体系或激励政策。民进中央副主席、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。  科技成果转化“最后一公里”障碍究竟何在?建设科创中心,除破除体制机制障碍,还应有哪些行政思路的转变?蔡达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见解。  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根本问题在于利益主体  《21世纪》:上海市市委书记韩正在复旦调研时强调要解决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,你认为这个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障碍何在?  蔡达峰:研发与生产接不上头,互不相见,互不往来,甚至相见不能相连,这就是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造成“最后一公里”现象的原因是各方面的。从体制机制而言,研发者与生产者往往有企事业性质和体制区分,行政管理系统分条,任务系统独立,政策系统封闭,缺乏开放度与沟通性。更重要的是利益关系问题,研发者与生产者都缺乏合作的需求,或许不合作更能轻便获利。研发者有来自行政的,或创收的各种研发项目,可以得到经费、成果和奖励。生产者或依赖政策和资源优势,或利用知识产权和质量管理不健全的市场,获得产品需求、利润和业绩。  所以,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根本问题在于利益主体,在于研发者与生产者彼此在产业化中的利益需求。而这个问题的背后,涉及政府与企业、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问题。政府大力推进产业化,需要针对问题,着力理顺行政、市场、事业的关系,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禁锢,确立研发者与生产者在合作中的主体地位,让他们在健全的市场中形成合作动力。  《21世纪》:上海将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权、处置权和收益权,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实施转化,成果收益全部留归单位。你如何评价这项政策?是否可以直接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?  蔡达峰:科技成果产业化,当然有权益问题,这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。权益问题首先是主体认定,因为我们的研发体制中,不仅有个人和单位,还有举办者或投入者,这是相当复杂的格局。而且,在计划时代,知识产权关系简单。个人的研发任务和工资,由单位核发,由政府下达,成果属于国家。如果个人或单位贡献特别大,政府予以奖励。  所以,科技成果权益的调整,其实是涉及投入体制问题。政府把权益给予研发单位,表明了一种高姿态,也是一种具有改革意义的政策,有利于激发研发单位的创新积极性。但问题还会存在,比如,单位与个人的权益关系如何界定?如何认定职务发明?如果产权共有,那就需要确定分享标准。再如,如何理解政府举办和财政投入的利益?如何理解事业单位的性质?如何推进事业单位改革?所以,单项的政策之后,要深入研究系统的问题,为科技成果权益界定寻求公正公平的依据,完善法律法规。  《21世纪》:此次上海科创中心方案,人才政策成为外界最期盼和关注的焦点,海外人才技术移民、在沪外国留学生直接留沪就业、拿到风险投资的创业团队直接给户口等政策在未来都将成为现实,上海目前在人才评价机制方面是否存在问题?你如何评价这些政策?  蔡达峰:人才水平和规模是创新的关键因素。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,就要能吸引和集聚全球范围的人才,这是我们的薄弱环节,需要采取措施,突破现有约束。同时,人才需求又是现实的管理问题,政府和各用人单位都要确定人才的类型、标准、数量、成本和招聘方式等,这里的“人才”是“特指”而不是“泛称”。  对地区政府而言,要做好自身用人工作,加强自身创新需要的人才队伍建设。同时,每个单位的人才需要,取决于自身发展的需要,政府要关注这种需要的普遍问题,包括需求的紧迫性和正当性,并解决用人单位体制机制的问题。  既然要吸引人才,就要认同人才流动,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,保证人才市场开放、自主和平等,使用人双方可以自主选择和谈判,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,包括职业内容、要求、方式、收入和福利等。在这些具体权益上,最好不要有法律以外强制性的政策。达成或达不成协议,都应该属于用人双方的自主权,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。这种市场环境就是地区活力。要吸引全球人才,不但要有全球化的用人视野和用人成本,还要有相应的公共福利和服务制度。总之,人才问题,既要有改革性的政策,还要有深化改革勇气和智慧。  科创中心建设不能依赖资助体系或激励政策  《21世纪》:当前上海在全国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行者和排头兵,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期,创新驱动诉求强烈,结合科创中心建设,你认为还有哪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?  蔡达峰:“科创中心”建设要始终坚持“创新”,但准确论定“创新”,坚持初衷,这是在推进创新中需要注意的问题。要严密防止把误读的“创新”,与特定的人、地块、资金、论著结合起来。  依据创新驱动的规律和特征,“科创中心”建设要切实解决一些基本问题。首先,要使知识和技术成为资本和生产力,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现在更多地依赖人的智慧,而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占有或机会的垄断。为此,要构建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,包括全面而严格地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,合理认定和提高知识产权的权益,健全知识产权交易市场,全面消除知识和技术不值钱的现象。  其次,要使市场主体更加强大,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现在更多地依赖企业自发的创新需求和能力,而不仅是行政的主导。为此,要全面而严格地维护市场主体的地位,严格掌握公共资源进入市场的标准和方式,严格控制行政对企业活动的介入。“科创中心”建设不能青睐或依靠个别技术、人员或组织,不是建立封闭性的活动区域、资助体系或激励政策。  《21世纪》:对于上海建设科创中心,你还有什么建议?  蔡达峰:“科创中心”的生命力在于创新,没有创新,“科创中心”就只是“科技中心”而不是“创新中心”。但我们创新动力和能力,说到底也是受制于我们自己制造的制度和文化,使我们不能、不敢、不想创新。建设“科创中心”要引导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,反思我们习惯了的文化,提升我们的发展观,全面激发创新活力。  首先,要尊重科学。无论政府、企业、单位或个人,在自己的行为管理中,都要坚持理性、严谨、兼容的态度和作风,努力消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,避免长官意志的武断决策,尤其是在科技和产业活动的管理中,科技人员和单位要实事求是,不急功近利。权力部门要立场公正,避免亲疏;谨言慎断,不受忽悠;既要允许失败,也要反对虚夸;在科技项目遴选中,要坚持学术准则,不要只凭研发成果的描述,防止虚假的创新活动获得利益。  其次,要尊重创新主体。尊重创新主体,就要公平对待创新成果。创新成果是创新者的能力表现,与所有制属性没有必然关系,与人的地位、资历、规模、知名度等没有必然关系。那些不占有庞大资源的年青个人、小微企业或组织,往往是智力创新中最活跃的分子,往往具有很大的创新能量和成就,往往是巨大资金的集聚点,甚至往往代表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,比尔·盖茨 、乔布斯等就是成功的典型。政府建设“科创中心”,最好充分掌握全社会的创新状况,主动了解什么人能做什么,申报中不封闭,委托中不盲目,研发中不干预,验收中不迁就,努力在上海创造“三中全会”报告中描绘的“让一切劳动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、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”的大好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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